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民族精神的栖息地，而且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源泉。对此进行寻根究底式的历史文化回应，是使其在当今激荡的世界文化中站稳脚跟、增强国人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时代应有之义^[1]。

景颇刀术是典型的少数民族体育项目，景颇刀及其衍生出的刀文化传统，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笔者和团队于2023年2月景颇族目瑙纵歌节之际和8月彝族火把节之际，前往云南省德宏州陇川县、瑞丽市、芒市等地考察景颇刀术。深度调研景颇刀技术体系与风格，发现景颇族男女老少大多都爱刀带刀，呈现出刀不离身的人文景观。景颇族刀文化作为其特定生活形式的产物，是景颇族历史、社会、人文、宗教与生产生活的共生结合体。

在早期人类学研究范畴中，物是人类活动的背景、环境和空间的物理客观存在，是人类社会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器物与工具，同样也是划分人类社会类型与文化差异的重要参照物^[2]。景颇刀作为一种物，首先是景颇族人日常生活中的实用工具，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功能也不断延伸，次第呈现出独特的文化意义和族群象征，也在无形中建构着社会。正如列维-斯特劳斯在《神话学》中所说：“物质文化符号个体并不具有意义，个体与个体间的关系远远要重要于个体本身，真实有意义的唯有关系，没有个体和事物。”^[3]物质文化符号是人的产物，而物则是人类为满足自身需求而被创造出的，景颇刀是异于主体的外在之“物”，当其附属于景颇族人本体时，需要认真分析其与“人”的关系，才可进一步理解其与景颇族社会文化环境之间的深层次联系。作为工具的常见之“物”，不仅在日常生活中有着重要的价值体现，在地域文化交流中，对于缓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样功不可没，地域文化往往借助“物”的散播而获得持续扩散^[4]。

在当今社会，景颇族为何仍然维持刀不离身的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持续发展的动力何以如此强劲？察明这些问题不仅对景颇刀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有着重要价值，而且对景颇刀文化在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形塑民族文化认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着重要意义。

1 景颇族刀不离身的共生日常

英戈尔德在研究物质文化时，以物质的生态学作为切入点，反思了人类学研究与物质文化研究之间的割裂。他认为，“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充斥着物，物和人之间是相互连通的，物参与到了人的日常生活之中，是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5]。在他看来，物不仅仅是人类活动的产物或背景，其本身就是人类文化和社会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景颇族人以隐喻性的身体与景颇刀相结合，直接指向自然的具体存在，以感性的、形象的方式呈现“人”与“物”共生的演变历程。景颇刀与景颇族人在相互的指涉与定义中，不仅更新了彼此的意蕴，也延展了彼此的生命。这种良性的交织与互动，从根本上来说，源于景颇族人与景颇刀之间的相互依赖。

在景颇族，刀文化贯穿了人的一生，个体从一出生就和刀有了关联^[6]。接生婴儿时，老一辈往往选择使用锋利的竹刀片割断脐带。并且在婴儿诞生的第七个清晨，由家族中的长者为其举行“卡布布”仪式——由一位年长女性将新生儿背负于身，而孩子的父亲则会赠予其一柄象征勇气与力量的长刀；另一位经验丰富的女性长辈肩扛长矛，庄重地在其家门四周巡行，象征着对孩子未来的护佑与祝福的传递^[7]。景颇男子的成年仪式中，参与活动的青年男子会特意携带从父亲那里传承下来的长刀、火枪及简帕^[8]。婚俗仪式中，刀是男方彩礼与女方嫁妆中必不可少的物件。男方通过占卜选择一位德高望重的老人背起竹篓（竹篓内备有赠予新娘的两把长刀与两支长矛，以及女方亲属准备好的五谷种子），手持长矛引路，与穿戴整齐的新娘一同前往新郎家中^[9]。此外，还体现在丧葬仪式中，景颇族男人去世后下葬时也要挎上长刀。在为逝者念诵的送魂祭词中就有：“亡人的魂亡人的灵呀/背着谷种/挎着砍地的长刀/牵着犁地的牛去吧/你种过的地有人耕种······你背上筒帕、挎上火枪、提着长刀上路吧。”由此可见，景颇刀在个人的重要人生节点都表达着充分的象征意义。

族群层面，无论日常生产生活还是族群重要节日，刀的影子亦处处可见。在日常生活中，景颇族人下田耕作或是上山砍柴，身上都会挎上一把长刀。重大节日更是离不开刀。每逢节庆之际，景颇族人会先请董萨以占卜的方式选择一块能够容纳数千甚至上万人的场地，而后在场地中央搭建目瑙纵歌的标志——目瑙示栋。目瑙示栋是用于祭祀天鬼的神圣祭坛，它由两根横木和一组竖立的木柱构成，这组竖木的数量必须是双数，如4根、8根、10根或12根等^[10]。在制作这些木柱时，会选用质地坚韧的桦桃树或锥栗树，精心雕刻成大刀形状，其中包括两根较高和两根较矮的木柱，共同支撑起祭坛的结构。节庆活动伊始，礼仪队会进行隆重的迎宾仪式，来宾身着景颇族民族服饰，斜挎传统刀鞘被人们锣鼓齐鸣迎接到木代房（相当于礼堂）。而后，在“瑙双”“供夺”的带领下，男子手握银光闪闪的长刀，女子身着哗哗作响的银袍，按照“瑙双”指引的各种路线环绕着目瑙示栋，踏着鼓点进入舞场跳舞。

随着民族旅游业的发展和景颇族知名度的提升，原本作为生产生活工具的景颇刀，也逐渐被外人熟知。景颇刀精美的外观和精湛的技艺吸引了不少游客驻足，其艺术价值和商业价值得到了充分体现。景颇刀作为典型的符号，为景颇族的文化传播与文化产业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契机。景颇族人与刀这种人与物共生日常的呈现可以回答人类学家雅各布·坦纳提出的人类如何利用社会实践和文化符号来调节社会生活的基本问题，构成了人类学研究的绝佳视角。

2 景颇族刀不离身的体育人类学透视

“物的生命属性在具体的社会和文化情境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物的生命变化历程也同样折射了社会及其文化背后的历史变迁。”^[11]景颇刀与景颇族人存在于同一社会环境中，随着人们对刀的功能诉求的变迁，刀的价值也发生变化。景颇族人将刀视为第二生命，从年幼时的小刀到成年后的长刀，从生产生活的工具到安身立命的利器，从男女定情的信物到丧葬文化的表征，从民俗仪式的载体到族群身份的符号，景颇刀成了族群日常生活的核心构成，逐渐形成了以刀为显的民族风格^[3]。

泰勒将文化概括为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12]。时至今日，景颇刀文化也已成为一个融摄了多元文化的文化丛，景颇族人在当代社会依然刀不离身也自有其多方面的深层原因。

2.1 生产工具：景颇族刀不离身的日常生活呈现

“历史上景颇族对刀的重视，主要体现为与景颇族的生产生活方式相适应。在景颇族创世史诗《勒包斋娃》中有这样的诗句‘劈开浪速岭，用明晃晃的宝刀’。”^[13]农业生产方面，景颇族以火耕刀耨之法耕作，以及伐木竹、筑巢栖居等日常生活，无一不倚赖长刀。如今的景颇族是一个以农业为生的民族，粮食作物以水稻、玉米、小麦、粟米为主，经济作物有油菜、甘蔗、八角、草果、香茅草等。这些农作物的播种与收割都离不开刀，刀在景颇族的农作生产上面有着极高的实用价值。

同样，在创造和谐生活方面，景颇刀在丰富景颇族人民文化生活、维系民族团结、寻求价值和谐中亦发挥着重要的纽带作用。“目瑙纵歌”作为景颇族生活文化的核心与精髓的展现形式，把景颇族人由其文化主体——景颇刀延伸而来的对美好生活的愿景表现得淋漓尽致。“‘目瑙’是景颇族景颇支语，‘纵歌’是景颇族载瓦支语，意思都是‘大家一起跳舞’。”^[14]“目瑙纵歌是景颇族先民在与自然界、疾病和外来入侵者长期斗争的历史长河中创造出来的古老灿烂文化，是祖辈相传的民族魂。”^[15]“目瑙纵歌”中对景颇刀的推崇和使用体现到了极致。最明显的是在每年正月十五的目瑙纵歌节，族群中具有威望的“瑙双”排成整齐队伍，每人手中都握有一把精美的景颇刀，以刀开路和引领，按照音乐的鼓点带领景颇族众翩翩起舞。随着“瑙双”们所持景颇刀的蔚然成林与“供夺”们所持花扇的有序舞动，整体上构成刚与柔、威严与娱乐、男主外与女主内、保卫与劳作的和谐图景，加之舞者口中“哦，然啊！哦，然啊！”的调子，整个队伍宛若一条游龙在燃烧着景颇族的生产生活激情。此时的景颇刀作为一种媒介，不仅是景颇族众肢体与感官的延伸，更是其生产实践的表现和生活方式的彰显。

云南地区气候温暖湿润，山上植被茂盛且生长迅速，导致林间小径常被繁密的植被遮蔽，甚至许多地方根本无路可行。在这样的环境下，人们不得不依靠刀具来开辟道路以确保通行，正如景颇族的一句谚语所描述的：“景颇山中的道路是用长刀劈斩而来的。”景颇族人常居住在偏远的山林中，毒蛇猛兽时有出没。在这样的环境下，刀成为与野兽搏斗的首选武器，加之其便于携带的特性，更使得刀成为不可或缺的生存工具。

除此之外，景颇刀在生活中还发挥着行为规范的作用。族中长辈常常教育晚辈：“长刀不能从火苗上拿过或递给他人；递刀时刀刃不能对外，必须手持刀尖递给对方，不准拿刀乱砍粮食。”^[16]到他人家中拜访时，应迅速将携带的长刀妥善挂在墙上，通常的做法是将刀鞘朝向室内挂放。如若遇家中有人去世，则需将刀鞘反方向悬挂，以示哀悼与尊重。反之，若不按此习俗行事，则会被认为心怀恶意，有挑衅之嫌，是对主人的极不尊重。这种现实生活中具体入微的嵌入式文化教导，就是一套社会行为准则，规训着族群成员的言行举止。可见，景颇刀文化由表及里的渗透，其逻辑起点是作为生产生活的工具。从族人对景颇刀刻入血脉、融入灵魂的崇视中，又可以看到景颇刀从生产生活工具到社会意义的建构逻辑与延伸维度。

2.2 身份象征：景颇族刀不离身的民族个性凸显

民族识别是国内外众多学者研究民族传统体育时所关注的重要方面。研究者更看重民族传统体育带给置身其中的人们的健康效益和精神享受，而非竞赛结果，他们认为“民族传统体育自带的表达方式、文化惯习及使用的器具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族群身份认同。”^[17]在人类学语境中，“族群通常用来描述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在文化上的差异和集体身份，我们可以认为族群是‘民族’的文化范畴。”^[18]在现实生活中，各民族都有其表达或决定族群身份的途径，这些用来表示族人身份的显性因素被西方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 D.Smith）称为“族界标志或族群象征”。

“刀作为景颇族仪式性庆典的法器，已经不仅仅是一种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而成为祈福护佑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情感寄托。”^[19]将物视为情感的寄托，其本质的先决条件是，人们需要将其当作一面镜子，来映照社会的整体发展。在此意义上，景颇刀更像是透视棱镜和强力磁铁，透视出景颇族典型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性格，折射出景颇族强烈的民族意识；并能够吸引游客来了解景颇文化，参与到民族特色的节庆活动中。由此，景颇刀成为各族人民交往交流交融的纽带和展现景颇族璀璨文化的窗口^[20]。

笔者在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田野考察期间，无论是在陇川县还是瑞丽市、芒市遇到的景颇族男子大都随身携带长刀。甚至约到的“摩的”师傅也背着一把精美的景颇刀，回酒店的途中即使一路颠簸，但师傅始终刀不离身。调研时间最长的陇川县有傣族、景颇族、阿昌族、傈僳族、德昂族等少数民族，但景颇族刀不离身的外在标志极具民族识别性。“景颇男子一年到头都是身佩长刀，以展现景颇人的威武、尊严、刚毅和英勇顽强，也是男人勇敢壮美的标志。”^[21]流传在景颇族中的《长刀歌》中就有“把长刀作为景颇族的骄傲”的唱词，民间谚语更有“男子出门背长刀，男人不会耍长刀不能出远门”的说法。

在景颇文化中，“刀”连接身体，扮演着中介角色，承载着景颇族族群的共同记忆，成为族群的符号象征并对景颇族人发挥着组织和塑造的作用。在景颇刀术的传承上，父辈常常严格要求子女熟练掌握刀术。景颇刀术实战和套路并重。特别是在节庆场合，实用刀术就会以舞蹈化、表演化的形式展现。在古代，刀也是景颇族贵族身份和权力的象征。如，山官贵族拥有漂亮的象牙把银质九节长刀以示其地位，刀背带上饰有老虎牙的刀是祭师董萨的身份象征。山官在分封寨头“素温”时，会送一把大的长刀“跑么”作为其受封的依据，以示其权力的正统性和唯一性。在芒市采访时，当地网红“景颇刀魂”高统宏先生说道：“在今天，家庭条件优越的还会为景颇刀配以装饰着高级彩线、精美花纹的顶级皮革银饰刀鞘。”可见，时至今日，精美的景颇刀不仅是族群身份识别的标志，还是社会分层的象征。

随着时代的发展，景颇刀作为族群身份象征的文化内涵进一步丰富。社会交往中，精美的景颇刀是民族婚俗中的聘礼和嫁妆，是男女双方对未来美好生活的约定，也象征着景颇人的生活要像刀一样宽广，无论在哪里都可以用刀过上幸福生活。在最庄严肃穆的丧葬文化中，也能见到景颇刀。如在归还丧礼上借用的邻家物品时，主家往往会赠上一把小刀，既表示感谢，又寓意切断亡灵擅自返回人间之路，以祈求村寨平安、邻里和睦。作为族群身份象征的景颇刀，在作为礼物的同时也是区别于他族的重要标志，强化着族群认同。

2.3 精神信仰：景颇族刀不离身的文化符号延伸

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中提出：“我所主张的文化观念，从本质上讲，是一个基于符号学（semiotic）的概念。”^[22]景颇刀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符号被景颇族人赋予强壮、勇敢的神秘能量，已然成为景颇族众的精神信仰载体。

在过去，景颇族人大多生活在条件恶劣的山区，加上科学知识匮乏，形成了族人对自然的敬畏心态，进而产生了万物有灵与存在鬼神的观念。景颇族相信世间万物都是有灵魂的，刀也不例外，把刀献于至高的神坛，视若苍穹之神祇，与日月星辰齐名，受人顶礼膜拜。特别是祭祀仪式中将雌雄两把大刀当作护卫疆土、守护平安的神灵。景颇族把刀视为精神寄托，借其勇武与神秘之力辟邪扶正、护佑族人、祈福平安。

笔者在云南陇川县田野考察中发现，无论是在目瑙示栋的栋顶，还是在景颇族族众聚集的木代房，抑或是表演的舞台两侧立柱上均有一雌一雄景颇长刀，或交叉或单立，威武雄壮，直指苍穹。笔者在调研中曾与景颇族恩昆（岳）姓男子谈到景颇刀，他自豪地说道：“每一个景颇人对自己民族的喜爱和认同，都深深地刻在我们的灵魂和血脉深处——这些精神和气概附着于我们手中的长刀上，代表着景颇精神的景颇长刀传承着民族文化与民族精神，当失去这些东西以后，即使这把长刀有地球到太阳那么长，它也仅仅是柄废铁罢了。”这种精神信仰进一步孕育了景颇族剽悍、尚武的民族性格。正如格尔茨对文化体系中的宗教所持的观点：“在宗教信仰与实践中，一个群体的精神特质之所以显得合乎逻辑与理性，是因为它已被证实为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与该群体所秉持的世界观所描绘的现实状态高度契合。”景颇刀与景颇族民族性格的深度契合，也奠定了景颇刀成为整个民族精神、图腾信仰的基础，成为景颇族人生活史、社会史中不可磨灭的文化符号。这在景颇族的信仰守护中表现得愈发明显。

“景颇人笃信万物有灵与祖先崇拜，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仪式来表达他们的祈祷与祝愿，伴随着祭司阶层——董萨的产生，这种人神沟通的仪式——原始宗教的祭祀活动逐步得到完善。”^[23]而在作为景颇族典型宗教祭祀活动的丧葬仪式中，董萨对景颇刀的使用更鲜明地体现了景颇族的刀崇拜。仪式中，董萨首先选出一名老年妇女，老妇向空中抛出祭祀时用的刀，落地后若刀刃向外则表示魂灵已被送走，反之则要重新抛一次。他们认为只有把人的灵魂送走，活着的人才能平安无事。此外，景颇族人认为在送魂过程中，若有黑猫跃过逝者遗体，亡魂可能挣脱枷锁，再度踏上尘世。为此，在逝者入殓前胸膛常置一把短刀，旨在祈求神明护佑，防止黑猫跃过，确保亡灵安息，不再徘徊人间。在为死者悼念所跳的刀舞中，两名男子手持长刀担任安保放哨任务，防止“恶灵”闯入，其他舞者跟随锣鼓节奏挥动长刀，时而呼喊，声势森严，以示驱赶厉鬼，为逝者铺展道路，确保其灵魂安然抵达“先祖之境”。丧葬仪式中，景颇长刀被赋予了虚幻而神秘的力量，它成为景颇族逝者灵魂的寄托，不仅为景颇族民众提供了心灵上的慰藉，更深深满足了他们精神上的需求。

再如，景颇族在战争时期，士兵出征前往往跳一种叫作“以弯弯”的刀舞祈胜，董萨挥刀斩牲，战士们长刀在手，展示悍勇之姿，舞动间尽显攻防风范。其目的是祈求神灵佑护和鼓舞斗志、振奋士气。总之，“无论节庆、民俗，抑或个人红白喜事等活动，少数民族体育的一次次展演与玩味都是于一次次地促使个体社会化的同时增强集体意识和强化族群认同，有着凝聚族众、万流归宗的向心价值。”^[24]景颇刀在族群社会发展中，早已超越实用工具的理性，转为积聚了威武勇敢的载体、附魅了驱鬼辟邪的利器，成为族众的精神信仰符号，与族众的情感认知有机地融为一体。景颇刀所蕴含的崇高民族精神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已深深融入中国大地的乡土根脉与中华文化的悠久血脉之中，是民族文化传承与发扬的生动案例。

3 刀不离身文化传统中景颇刀物化的逻辑

“物”是人们认识世界的载体和基础，也是维系和推动人类社会文明进程的手段。作为具象的实体的物，其文化象征意义也会影响社会建构。景颇刀作为一种典型的“物”，已不是刀耕火种、防身立命的简单工具，而是演变为实虚结合、多重意义沉淀累积的社会文化之刀。景颇刀从实体工具到文化符号的演变，不仅映射出景颇族从石木器简陋时代向复杂农具系统发展的历史进程，更深刻地体现了景颇族从物质生存追求向精神信仰与文化认同的跨越。理解了景颇刀如何由“客观之物”一步步转化为凝聚民族精神、饱含民族情感、富有象征意义的“主观之物”，成为民族文化的瑰宝与精神图腾的逻辑，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景颇族的社会演进和文化发展。

3.1 实用逻辑的物化

人类学进化学派代表人物摩尔根以物质文化为线索关照社会进化，将人类社会阶段划分为蒙昧阶段、野蛮阶段、文明阶段^[25]，即以物及其变迁为逻辑而产生的结论。景颇族的迁徙史、征战史正是在此逻辑架构下对景颇刀物化演变过程的深层阐释。

景颇族最早可追溯到青藏高原的古代游牧民族氐羌部落，受生产生活方式与战乱等诸多因素影响，其于先秦时期向我国西南地区迁徙，逐渐成为刀耕火种的定居民族。景颇族目前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德宏州各山区和怒江州泸水县片古岗一带，部分族群散居于腾冲、耿马、澜沧等地。《云南图经志书》记载：“境内多蛾昌蛮······散居山壑间······兵不离身，以孳畜佃种为生。”^[26]据史书记载，景颇族最原始的武器当属弩弓，直至明朝时期才有刀。明朝洪武年间，沐英率兵西征，当地的阿昌族从驻守户撒屯垦的军队中习得锻制刀剑的技艺。而后代代相传，刀的品质不断提升，种类亦愈发丰富多样。譬如来福寨的黑长刀、花钢刀，新寨的背刀，芒东寨的腰刀等。匠心独运的锻造工艺使这些刀具锋利无比，可轻柔环绕于指尖之上，亦能轻松切割坚固之物。不仅如此，刀柄与刀鞘的设计堪称艺术品，美观与实用并存。阿昌刀的质量、做工与风格都深受景颇族人喜爱，以至于后来景颇族的刀具基本上由阿昌人打制。

阿昌刀传入景颇族后，不仅由简单的兵器转化为景颇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工具，更激发了景颇人原本骁勇善战的民族特性与气质。19世纪末，英国人侵占东南亚地区并自缅甸入侵云南盈江境内，企图掠夺云南领土。当时以景颇族为首的各民族人民手握长刀、扛起土枪，截杀英国间谍马嘉理并击溃柏朗带领的殖民军，打破了英国企图占领云南的阴谋，景颇族人因此青史永驻。抗日战争时期，景颇族人虽然武器装备落后，但丝毫没有畏缩，在山势险要的地区栽竹桩、设埋伏、置滚木、挖陷阱，扼守主要交通要道，坚决阻断日寇进攻。以锋利的景颇刀及其凝聚起来的勇气奋起抵抗侵入滇西的日本侵略军，为保家卫国立下汗马功劳。可见，在历史长河中景颇刀不仅成为景颇族众生活生存与安身立命的“客观之物”，更是体现爱国精神、展现勤劳品质、赋予抗争勇气的“主观之物”。

3.2 情感逻辑的物化

法国著名人类学家莫斯在《礼物：古式社会中交换的形式与理由》中以对“礼物”的概念梳理来理解社会的“总体性事实”，深刻透视了物的社会属性。后来的列维-斯特劳斯将礼物看成“物、人及信息交换的集中体现”^[27]。特纳也基于符号学将物的功能性和符号性进一步抽象，强调“物”在社会整合中的符号价值。毋庸置疑，这些学者都不再将“物”单纯地看成是物质，而是深刻洞察了物的社会属性，而且以物的社会属性为逻辑起点，进一步探讨“物”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动机制。

同样，景颇刀在融入景颇族群的生活后，不仅充当着工具、兵器的角色，更在无形中构建和维系着该族群内部的社会结构与关系网络。从景颇族的个人生命史到族群生活史，景颇刀的符号化特征贯穿于景颇族群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由此衍生出人们对刀文化的深厚情感与物化表现。

景颇刀舞是景颇族刀文化情感物化的一种艺术表达，它深刻地体现了景颇族对刀的独特情感。这种情感并非仅仅源于刀的实用功能，而是将其升华为一种艺术与文化的象征。从庆祝性刀舞的欢乐到娱乐性刀舞的随性再到祭典性刀舞的庄严，每一种类型的刀舞都细腻地展现了景颇族在不同场合、不同情感状态下对刀的特殊情感与理解。在生产实践中，景颇族人对刀的使用不仅仅是出于生存和劳作的需要，更是将个人的情感、信仰与期望融入其中，刀承载着他们的喜怒哀乐与对未来的憧憬。这种情感的物化在景颇刀舞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使得刀舞不仅仅是身体的律动，更是景颇族群文化与精神的生动展现。景颇刀舞不仅是对刀文化的一种艺术化诠释，更是景颇族人情感与信仰的集中体现，是他们生产实践与文化传承的重要纽带。

由此，景颇刀绝非简单的物，它凝聚了景颇人对英勇、坚韧和荣誉的崇尚，每一把刀都是匠人心血与佩戴者情感的寄托，更是景颇族民族精神与深厚文化底蕴的生动展现。在此意义上，景颇刀超越了实用范畴，成为一种富有特殊意义的“物”，成为民族情感的重要象征与载体。

3.3 象征逻辑的物化

随着时代的变迁，景颇刀的形式与功能也在不断演变与拓展。从传统的实用刀具到现代的艺术品与收藏品，景颇刀始终保持着其独特的魅力与价值。蒙古族最初将马头弯刀用作饮食器具，后来这一器具逐渐演变为成年男性穿蒙古袍时佩戴的全套蒙古刀^[28]，蒙古刀因此被赋予了宗教文化意义，最终成为彰显蒙古族民族身份的外在标志。藏族民众长久以来保持着佩带腰刀的习俗，佩刀是彰显勇气果敢、张扬力量的一种表现。这一传统促使西藏多地形成了独特的铸刀文化，易贡藏刀是专为波密地区上层人士所打造的，普通民众无权佩戴，因此被视为身份尊贵与社会地位显赫的象征^[19]。藏族人生男孩后，亲属也有以精致藏刀作为贵重礼品送给挚友的习俗^[30]。藏族民众普遍认为，藏刀往往与好运气和财富紧密相连，而年代久远的藏刀更是被认为具有辟邪的神奇功效。如今，一些富裕家庭会购买精美的藏刀，并将其摆放在家中的显眼位置，以此表现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享受。作为族群身份的象征，景颇刀与蒙古刀、藏刀的物化逻辑具有相似之处。由此可见，在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已经逐渐形成了一套稳定的刀具礼仪规范体系。这套体系对族众的行为举止和人际交往起到了有效的引导和约束作用，并在促进族群内部秩序和谐与稳定方面展现出共通性。

时至今日，景颇刀作为景颇族重要的文化遗产，蕴含着丰富的民族文化故事、携带着强大的民族文化基因、承载着丰厚的民族历史记忆、氤氲着强烈的民族族群认同，早已远远超越其本身原初的物质功能。以其历史沉淀中自带精神光芒的天赋异禀和后天多元精美的设计而具备的艺术价值，成为景颇族众表征族群身份的意义之物。形成了景颇族众无论是个体人生仪式还是民俗节庆抑或是日常生活，都刀不离身的传统。

4 结束语

拉图尔认为经典社会研究存在一个重大缺陷，即其秉承的是一种“没有物的社会学”传统。意指在社会研究者的理论构建和操作中，物质实体变得难以捉摸或被边缘化。在社会与自然二分、物与人类社会割裂的逻辑中，拉图尔认为物只能以“工具（tool）”“设施（infrastructure）”“投射镜（projection screen）”^[30]三种具体的形式呈现。因此，体育人类学逻辑、物的民族志，在侧重其物质性的同时也对其物化的过程与结果、意义与理解等客观性和主观性变化的历史逻辑进行审视。正如人类学学者彭兆荣所言：“人类学的历史也是对物的民族志的历史。人类学研究需要从一个很平常的、具体的物上找到它不平凡的一面。”^[31]随着时代的更迭，景颇刀这一原本客观实在的具象的物，也建构和沉淀了诸多物化的社会意义。这种社会意义的存在会在社会交往、交流、交融中建立相应的知识系统，并对社会运行、社会治理产生深刻的影响。景颇刀从原来的生产生活工具到民族身份识别标志再到精神信仰符号的知识系统的生成，对于族群认同前提下的民族工作的高质量发展有着深远意义。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