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2024年巴黎奥运会乒乓球女子单打决赛在陈梦和孙颖莎之间展开，在比赛中可以看到现场有大量中国粉丝，他们举着道具横幅疯狂应援，在孙颖莎得分时他们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和激动的呐喊；相比之下，似乎只有陈梦在失分时才能听到叫好。这一情景在赛后引起了网友的广泛热议和批评，而后《别让饭圈习气侵蚀中国体育》一文给此事定性——这就是一种极端的饭圈表现^[1]。

在定义“饭圈”之前，要先明确“粉丝”的概念，费克斯将“粉丝”定义为“过度的读者”，即相对于普通受众，粉丝更为深入了解偶像及其作品。他们因为共同的喜爱而聚集，形成一个有着相同信仰与价值观的社群^[2]。从广义的视角来看，对特定的人有强烈兴趣或赞赏的个体都能被界定为“粉丝”^[3]。“饭圈”则可以被理解为追逐某个或某几个明星的粉丝聚集结成的共同体，用于开展粉丝活动实践，其中“圈”字体现出每个群体之间的身份区隔和文化边界^[4]。这也表明“饭圈”的性质从个人追星的分散行为逐渐演变为聚合的群体行为。而在这一聚合过程中，借由“饭圈”成员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生活习惯等衍生出一种新型的圈层亚文化，即“饭圈文化”。“饭圈”作为当代粉丝群体追星的主要场域，已从最初的娱乐圈逐步扩展到生活的多重场域，体育圈也在其中。泛娱乐化色彩的“饭圈文化”与体育圈相融，演变出一种全新的体育文化样态——体育“饭圈文化”。虽然，不能否认体育“饭圈文化”对扩大运动员影响力、传播体育精神与价值的积极影响，但是从现阶段体育“饭圈文化”泛化发展态势来看，其弊端已经在线上线下等环境中大面积消解其产生的正向影响。基于此，本文旨在加强对体育“饭圈文化”的认识与理解，分析体育“饭圈”行为失范的运行机制与深层成因，从而提升体育“饭圈文化”社群治理、网络文化建设的针对性和科学性，让体育圈回归本真。

1 “饭圈文化”的发展历程

1887年社会学家滕尼斯在其著作《共同体与社会》中将“共同体”描述为一种关系密切、互帮互助、充满人情味的复合生活体。而自人类社会这一概念形成以来，人们总是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共同体中进行着社会活动^[5]。不论是购买专辑、高举标语的“追星族”，亦或是应援刷票、高喊口号的粉丝群体，每代人都在独特的时代背景下表达着对偶像的喜爱。“饭圈”则是粉丝群体在对特定偶像的逐魅过程中自发形成的一种社会共同体，其以共同体中的共同偶像为中心。我国“饭圈文化”的发展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世纪90年代前后，以“四大天王”为代表的港台明星的爆火，在我国掀起一阵追星浪潮，“追星族”也在这个时间段进入大众视野。“追星族”只是作为一个统称，由于地域限制，其追星行为体现出个体性、原子性、分散性特征，且活动多局限于小范围，缺少组织性。第二阶段始于2005年湖南卫视《超级女声》所引发的追星热潮。此阶段的粉丝群体已开始积极制作宣传材料及组织各种应援活动为自己喜爱的偶像明星争取支持和关注。粉丝群体不仅自发地完成内部人际交往的强集结，而且运用特定的专有名称（如“玉米”“笔亲”等），实现圈层话语建构。基于以上变化，粉丝群体的话语权得以提升，组织黏度也不断增强，粉丝团队的作用得以显现。至此，“饭圈文化”初现端倪。第三阶段通常以2018年偶像养成类网络选秀节目《创造101》《偶像练习生》等为重要标志，此类型节目基于互联网媒介为粉丝群体提供了新的追星方式。此阶段的粉丝群体不再是被产业、资本收编的对象，而是明星生产过程的主动参与者。随着社交媒体平台、移动互联网的广泛运用，这种不受物理时空限制的粉丝组织，以其圈层分明、联系密切、纪律严明等特点获得了一个新的名字——“饭圈”。这一阶段的粉丝群体不仅是名称的改变，与前一阶段相比也有着本质上的区别：行为范式上展现出组织化、结构化、制度化等新特点，表现为“饭圈”内部圈群的活动性增强、群体分工明确且联系密切、圈层内部成员身份更具认同感及标识性。

中国粉丝文化自上世纪90年代的“追星族”发展到今天的“饭圈”，不仅“粉丝”这一概念及文化身份发生了改变，而且在特定的媒介语境下，粉丝和偶像之间的双边关系也由单一化、单向化的“追星”模式发展至多元化、参与性的“造星”模式。现阶段“饭圈文化”已经产生了泛娱乐化、党同伐异等负面影响，且已从“圈地自萌”状态外溢到其他社会主流文化领域，亟需治理。

2 体育“饭圈”中的失范表征

“饭圈文化”进入体育领域而形成的体育“饭圈文化”，虽然在提升体育竞赛项目的讨论度和曝光度以及运动员商业价值上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饭圈”群体的集体非理性行为和价值观错位，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从精神信仰体系异化为讨论和消费的对象，运动员身上所承载的顽强拼搏、坚韧不拔的正能量正在被娱乐至死、泛娱乐化所编码的“饭圈文化”侵蚀削弱，进而影响社会主体意识建构、破坏公序良俗。

2.1 体育“饭圈”滋生网络言行失范

在体育“饭圈文化”中，个体的粉丝实践常常由于来源不同、特征不同、所处场域规则不同而产生冲突。这是“饭圈文化”与生俱来的缺陷：对偶像有益的都是正确的，对偶像不利的都是错误的。因此，当有不同于某圈层价值观的声音出现时，常常会引发“饭圈”群体的谩骂攻击、集体举报、拉踩引战等言行失范。正如陈梦获得巴黎奥运会女单冠军后，有网友在微博上发出“五问陈梦”。这表明“饭圈文化”放大了粉丝的自我情绪，使其对偶像的梦想和成就投射了自身专横的性质。粉丝对全红婵遭“压分”的质疑也源于此。除此之外，由于“饭圈”是仰慕同一偶像的粉丝聚集而成的，粉丝们不仅会在精神上与偶像存在伴生感，而且还会不自觉地为偶像带上一层美化“滤镜”，从而激发了粉丝们过度的保护欲和强烈的排他性，在面对不利于偶像或不符合自身利益的言论时，粉丝群体会选择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平台投诉、向有关部门举报等失范行为，甚至诽谤侮辱、人肉搜索等违法犯罪行为。现今，此类恶意行为，不仅经常外溢到公共空间，破坏网络生态和社会和谐，而且也加大了相关部门的审查负担和治理成本。

2.2 体育“饭圈”个体情感的数据化引发数据“拜物教”

在当下流量为王的时代，围绕偶像展开的“流量数据”成为反映偶像明星网络热度的显性指标。由此，“饭圈”成员为了提升偶像的流量数据，积极介入数据实践的各个环节，如在各类网络虚拟社区中采用阅读投票、转发评论等方式生产数据。更有甚者，将自身的主观感情表达物化为客观消费行为，为打榜刷数据而陷入“情感消费”与“数字劳动”的双重陷阱。以“乒乓天团”为例，微博中樊振东的超话粉丝“繁星”有612万，王楚钦的超话粉丝“氢气球”有785万，孙颖莎的超话粉丝“豆沙包”有804万，陈梦的超话粉丝“柠檬”有303万，这些粉丝规模在体育圈绝非小数。通过笔者一段时间的观察，以上超话中总有粉丝以“爱”之名，将数据与情感进行捆绑，制造无意义的网络数据，破坏网络空间秩序。倘若规约不当，对那些价值观尚未成熟的青少年运动员而言，极易在泛娱乐化的“饭圈文化”中自我迷失，背离初心、疏于训练，丧失为国争光的斗志，最终沦为平庸之辈，这对运动员个人和国家来讲都是巨大损失。

2.3 体育“饭圈”线下实践日趋群体极化

当群体实践衍变至特定阶段，再附加情感与环境的作用，将会转变为群体极化活动，做出某些极端行为。群体极化最早由传播学家Stoner Finch提出：“群体决策中，成员往往会加强已存在决策的倾向性，表现出极端化倾向。”^[6]运用群体极化这一社会心理学概念能很好地解释“饭圈文化”现象。在各种“饭圈”实践活动中，封闭的群体极化思想不断在“饭圈”内部循环固化，从而，个体在“饭圈”集体情绪的驱使下，个人异质性被削弱，屡屡做出非理性行为。如获取运动员比赛行程以偷拍、非法侵入运动员房间，围堵机场接送机致使飞机延误，在赛场非法使用激光灯，颁奖典礼辱骂自己国家的“对手”运动员等。以上行为就像勒庞在《乌合之众》中描述的那般：“一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约束的一面。”^[7]

2.4 资本主导下体育“饭圈”群体圈层的组织化、结构化

在从松散的原子化状态发展到现今的组织化群体行动的过程中，粉丝群体不仅在形态上发生了变化，其内部活动也表现出结构化、体系化的特点，内部结构层级愈发分明。依据入“圈”时长、消费能力高低、对群体活动的贡献程度、掌握的信息资源等“资本”^[8]，圈层运作结构可分为三个主要层级：由管理“饭圈”事务和活动的官方后援会及传播力、影响力较大的职业粉丝组成的管理层作为最高层，为群体内部提供运动员赛程、行程及相关动态；中层则为占比虽少但“资本”雄厚的“站姐”“粉头”所构成的大粉，其常常听命上一层指示来组织对应的群体实践活动，并指导普通粉丝参加赛场应援等群体活动；作为“资本”最少、数量最多的普通粉丝只能处于权力外围，听命于后援会及大粉的安排参与群体实践，没有发挥自主性的机会。此外，部门及人员的职责分工不断明确细化也是“饭圈”的特点之一，诸如数据组、反黑组、应援组、网宣组、打投组等专业化、功能化的模块，正是此类职能完善、密切协作的板块保证了“饭圈”的生产行为顺利开展。

2.5 体育“饭圈”内部封闭同质引发“信息茧房”

“饭圈”作为具有圈层化性质的高度封闭性的组织，其在语言传播中透露着同质化、排他性等特点，即粉丝在语言表述和信息传播中存在边界，而恰恰是这个边界将粉丝囿于同所处“饭圈”价值观相适趋同的“信息同温层”，并逐渐陷入群内同质、群际异质的“回音室”^[9]：他们会自动过滤掉不关心、不喜欢的信息，只接受与自身群组内部思想观点一致的声音，且这些声音会在“饭圈”群体不断往复回弹。长此以往，就会像桑斯坦在《网络共和国》和《信息乌托邦》中描述的那般：“个体惯性地被感兴趣的内容所引导，成为‘孤岛’‘唯我信息空间’，使自己困于‘信息茧房’效应中，形成‘群体孤单’。”^[10-11]最终，粉丝个体被囚禁于单一片面的封闭信息空间，丧失基本判断能力，形成偏执狭隘的思想认知，产生失范行为偏向。“信息茧房”效应的成因不仅仅与“饭圈”的圈层化有关，还与各大网络平台的大数据算法有关。平台会根据粉丝用户浏览偏好、兴趣精准匹配内容，从而实现让更多用户尽可能长时间留在平台的商业目的。

3 体育“饭圈文化”中行为失范的生成原因

当前，我国体育事业发展势头良好，加上体育本身所具有的团结人心、昂扬拼搏的特质，能有效激发广大民众的民族自豪感和认同感，人民群众对体育的关注度持续走高，也更愿意为此付出精力和金钱。但这也给了“饭圈文化”扩散外溢至体育圈的机会，让体育领域产生困扰。正如樊振东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所谈到的：“场外很多东西被过度关注，压力很大。有时候会觉得输球不行，赢球好像也没那么行。这对我、对队伍、对乒乓球、对大家的团结，有百害而无一利。”^[12]为了理解体育“饭圈”中文化失序及行为失范，有必要对其生成机制与逻辑予以讨论。

3.1 网络媒介平台的技术变迁与责任缺失

移动互联网技术的高速发展和新兴网络媒介生态的推广普及，不但为网络中个体交往和意识建构营建了技术环境，也重构了粉丝追星的手段方式，社交平台在这一过程中推波助澜，间接引发了“饭圈”失范乱象。近些年各大社交平台相继设置各类打榜榜单功能，此类榜单并不以运动员竞赛成绩、技战术水平为标准，只是单纯的以数据来驱动粉丝行为的经济模式，旨在诱导粉丝进行非理性消费、数据劳动以增加用户活跃度，最终直接或间接提高营收。其直接结果就是数据造假和流量造假。此外，平台常以仅提供服务、不承担内容监管责任为由，将风险转移至UGC用户，即便用户内容引发舆论风暴，平台也常通过封禁用户平息舆情。平台对内容的敷衍态度，是加剧“饭圈”中言论恶意导向与引战的原因之一。最后，移动互联网的隐匿性与虚拟性，极大降低了网络中的个体对自己言行的责任感和违法成本，导致“饭圈”群体对自身言行缺乏注意和约束。

3.2 上层的逐利行为导致体育“饭圈”污名化

“饭圈”虽然是以情感为基础的粉丝共同体，但利益也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圈内个体的行为或为经济利益，或为情感利益，或为文化利益。区隔理论认为：“个体的成长受资本分布量影响，而资本分布量又会反过来对个体的审美观念施加影响，使审美观念相似的个体形成固定圈层，而圈层与圈层间的差异被称为‘区隔’。”^[13]在“饭圈”的不同圈层中，均会有不同的审美观念占主要地位，使粉丝个体在与之相对应的场域中获得或多或少的资本收益（包括经济资本、情感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等）。正如杨洪涛所讲，在“站姐”“职粉”等大粉的推动下，在规模较大的“饭圈”中似乎秘密形成了一条封闭精密的灰色产业链，当普通粉丝在赛场、机场为喜爱的运动员应援时，幕后“推手”可能正在合谋如何瓜分桌子上的“蛋糕”^[14]。“职粉”“站姐”等大粉作为“饭圈”的组织者、管理者，其在圈内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便极有可能借此攫取利益。此类行为已违背入圈初衷，也是“饭圈”逐渐走向污名化的原因之一。

3.3 粉丝个体逐魅需求的外显与身份认同的内驱

体育“饭圈”作为个体情感的网络聚集体，其形成源于粉丝对运动员的喜爱。而这份喜爱一定程度上是粉丝对偶像运动员的一种感情投射，粉丝会在运动员身上寻找自身向往的样子，将自身理想寄托于运动员身上，将运动员在赛场上的成功看作一种替代性的自我满足^[15]。因此，当“镜像中的自我”遭到批评攻击时，“饭圈”群体会拼尽全力维护其形象，甚至做出有僭越法律之举。其次，“饭圈”是以青少年为参与主体的趣缘社群，而青少年时期是个体自我认同形成和角色混乱的重要时期，青少年精力旺盛、感情张扬、自我意识强、渴望被认同等，而生活学习压力、家庭束缚、社会竞争等现实困境与实现自我价值之间纠结矛盾，使“饭圈”中的青少年群体在精神上产生一种“孤独”的剥离感^[16-17]。“饭圈文化”恰恰切中粉丝群体的精神痛点，让身处“饭圈”中的个体感受到强烈的被需要感、满足感，获得巨大的情感支持，此时“饭圈”便成为其填补心理和情感空缺的有效方式^[15]，进而让他们更依赖“饭圈”而不惜做出非理性行为。

3.4 监管机制不健全

当前，对体育“饭圈”乱象的政府监管和社会监督均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政府层面，尚未针对体育“饭圈”乱象建立起配套的法律法规或专门规制条款，给了体育“饭圈”失范行为以可乘之机。社会层面的把关机制也存在漏洞。如在网络实名制过程中还存在身份信息被盗用、实名手机卡被非法买卖等行为，由此导致的恶意投诉、人肉搜索等失范行为，监管难度较大；又如对体育“饭圈”中的非法集资行为，相关机构也只能进行被动的事后监管和处理，难以做到提前预防；此外，一些粉丝为增加运动员偶像的曝光度、获取关注度，不惜制作和发布虚假消息和视频，而平台对于此类虚假内容的应对措施大多是下架或封禁发布者，这种惩处可谓“不痛不痒”。监管机制不健全，已成为体育“饭圈”治理的重要短板。

3.5 偶像运动员失声

在当前泛娱乐化的网络文化传播语境中，体育“饭圈文化”虽然为运动员带来了巨大的商业流量，但是体育“饭圈”群体中的失序失范行为，也让运动员背负了很多负面评价。圈外人士或许并不会反感某一“饭圈”，但会将“饭圈”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嫁到运动员身上。运动员不同于娱乐明星，娱乐明星往往出于商业价值考量、躲避网络舆论攻击或逃避公共表达引导责任等原因而失声，但是运动员常由于繁忙紧张的比赛训练而无精力关注“饭圈”乱象而造成非主观失声，这间接纵容了体育“饭圈”的非理性行为。

4 体育“饭圈文化”多元归正策略

在移动互联网的文化语境下，“饭圈文化”向体育领域加速蔓延、严重扰乱体育秩序、弱化体育功能、扭曲体育精神，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势在必行。但治理又绝非简单的封堵打压就能彻底奏效，需要明确不同主体的责任作用，多措并举，形成合力，摒弃体育“饭圈文化”中的糟粕，还体育圈以清朗环境。

4.1 政府层面：完善法律法规，加大治理力度

近年来，政府在打击“饭圈”乱象方面不懈努力。2021年，中央网信办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饭圈”乱象治理的通知》，中央宣传部出台了《关于开展文娱领域综合治理工作的通知》等法规政策；针对体育“饭圈”的治理，典型的是2024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召开的整治体育领域“饭圈”乱象专题工作会，以及公安部公布了打击整治涉体育领域“饭圈”违法犯罪典型案例等。但我们也要看到，“饭圈文化”对社会文化生活的广泛渗透，使其不断变换文化传播形态，这迫切要求政府部门持续完善法律法规体系以便及时有效应对其新特点、新问题。同时，要加大对体育“饭圈”行为的治理力度，严厉打击群体性负面事件；但也要给予“饭圈”积极引导，借助“饭圈”广泛而强大的影响力，对粉丝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营造健康向上的文化环境，引领“饭圈文化”有序发展。

4.2 偶像运动员层面：承担社会责任，加强道德引领

体育“饭圈”中，偶像运动员常常发挥着“卡里斯玛型”意见领袖的作用，他们的言行举止所产生的信息流会在“饭圈”内部不断流转并对内部个体施加影响^[18]。因此，偶像运动员要积极运用自身的影响力来正向引导教育粉丝，帮助粉丝构建理智适度的追星思维和价值观。在面对体育“饭圈”行为失范时，偶像运动员应及时发声或采取其他措施加以约束制止，避免负面言行持续扩散蔓延。如游泳运动员潘展乐备战巴黎奥运会期间，为保证全身心投入训练也为预防其粉丝群“饭圈”化，选择将唯一的粉丝群解散。此外，偶像运动员要积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时刻严格要求自身的一言一行，弘扬正能量。总之，偶像运动员要持续加强自我道德修养，时刻发挥榜样示范作用，使体育“饭圈文化”成为积极向上向好的文化。

4.3 媒介平台层面：强化主体责任，完善监管机制

在国家政策导向下，当前多数主流社交平台均出台了治理“饭圈”乱象的制度，但大多属于应急之策，并未触及“饭圈”核心问题。虽然各大网络社交平台追求经济利益无可厚非，但伴随平台用户数量的快速增长，平台必须高度重视自身的公共属性。正如van Dijck所言：“平台并非是一种中立的和无关价值的构建，而是有着镌刻其构架之内的特定规范和价值。”^[19]因此，平台应主动承担监管主体责任。首先，平台要主动运用技术或算法优势加强网络舆论监管，如对体育“饭圈”内部出现的违背社会主流价值观的话题信息及时管控限制，对刷屏控评的言论设置预警程序。其次，削减各种商业排名榜单设置，而是用多维度的评价体系对运动员进行展示供粉丝群体参考，以消除唯流量而引发的刷榜、数据造假、数据注水等不良现象。最后，平台要积极推动体育领域主流文化价值观的传播，与国家政策导向同频共振，助力体育“饭圈文化”向上向善。

4.4 社会层面：加强多主体协调联动，形成治理合力

青少年是体育“饭圈”的绝对主体，对其思想言行进行矫正纠偏，需要学校、家庭、社会各方联动配合。学校要始终秉持理性去对待青少年的体育“饭圈”现象，既不放任也不粗暴打击，而应针对青少年的特点有的放矢地发挥各课程的育人主渠道作用，思政课程要着力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和树立正确的体育观，心理课程侧重对学生个体进行心理疏导，体育课程则着重对学生进行中华体育精神教育。学校各部门各司其职，积极监控和规避体育“饭圈”的不利影响。家长要树立科学的教育理念，营造宽松民主、互相尊重的生活氛围，增进与孩子的交流理解，引导孩子做出理性选择并给予最大尊重；家长要时刻注意自我修养，时刻以自身的良好言行为孩子做出榜样；与孩子一同观看喜爱的运动员的比赛，一起讨论交流，引导孩子正确认识和汲取运动员赛场内外表现出的优秀品质，为孩子成长提供正能量和积极动力。社会层面应给予体育“饭圈”更多包容态度，在尊重理解体育“饭圈文化”样态的同时为其提供正向合理的发声空间，但是对于错误违规的言行也要勇于批评纠正，为新时代弘扬中华体育精神营造良好氛围，让体育正能量和主旋律充盈全社会。

4.5 粉丝个体层面：重塑主体意识，提升文化素养

体育“饭圈”治理的核心在于对粉丝思想意识的重新塑造。首先，粉丝个体要提升文化素养，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主动以偶像运动员的优秀品质作为学习内容并积极宣传传播，自觉摒弃体育“饭圈文化”中的糟粕。其次，粉丝要在体育“饭圈”实践中努力提升自己的信息素养，加强甄别思辨能力，理性表达对偶像运动员的喜爱，确保自己的言行合乎法律规范和道德标准，警惕媒介技术异化的负面影响，防止自己的喜爱成为某些群体和个人的逐利工具。最后，尊重事物发展规律。粉丝对体育“饭圈”的情感和态度具有阶段性和发展性特征。随着自身生活阅历的增加及自我意识的完善，粉丝个体会更加理性认识和科学评价体育“饭圈”中的各种行为，如果意识到与自己“入圈”初衷相悖，则应选择退圈，或以一种更适合自己的理性方式继续支持偶像运动员。

5 结束语

凡益之道，与时偕行。站在新的历史机遇期，我们要握紧文化的方向盘，始终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引，协同各方主体通力配合形成合力，传播中华体育精神，引领体育“饭圈文化”融入社会主流价值观，让体育“饭圈文化”在推进体育强国、文化强国建设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中做出自己的贡献。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