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以下简称“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体卫融合概念，标志着我国在人民健康方面更加注重以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新模式，体现出党和政府对人民健康重视程度不断提高，也更加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育与医疗卫生融合发展作为健康中国背景下满足人民健康需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有效途径，是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治理新策略^[1]，在节约医疗投入成本、激活体育社会效益、优化健康资源配置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2]。自体卫融合概念提出后，虽尚未形成单独的政策文本，但也引起了我国社会各界的热议与研究，在内涵解读、价值梳理、问题分析与路径探索^[3]，以及运动干预效果评价、智能化运动处方应用等方面^[4-5]产生了一定的研究成果。然而，现有研究缺少针对体卫融合政策的演变历程与演变动力的梳理与探讨。体卫融合政策是如何演变而来的？为什么会进入政策制定者视野成为国家行动？政策变迁过程中哪些因素发挥作用？解决上述问题有助于推动政策真正落地，为政策的制定与完善提供理论支撑。为此，本文系统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体卫融合政策的演变历程，并基于多源流理论视角探析我国体卫融合政策的演变动力，为政策的未来发展提出优化路径。

1 多源流理论的内涵与适配性

1.1 多源流理论的内涵

多源流理论是专用于研究政策制定过程与政策变迁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工具之一，该理论认为某项政策议程的提出受到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影响^[6]。其中，问题源流是指政府有待解决的、受到公众瞩目的焦点问题；政策源流是指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政策共同体所提出的政策主张与建议；政治源流能够反映政治形势和政治背景，主要包括执政党理念、国民情绪舆论、利益集团竞争等。三方面源流有着各自的运行逻辑和行进轨道，但在某个关键节点，由于政策企业家的推动，三条源流会实现耦合并开启政策之窗，这意味着某项政策被提上议程或为政策变迁提供机会。简言之，多源流理论具有自身的理论分析框架和强大的解释力，能够洞察影响某项政策出台的多方面因素，实现了对政策制定过程的合理性分析和科学性论证^[7]。

1.2 多源流理论分析我国体卫融合政策演变动力的适配性

本文将从我国国情、研究进展、政策演变三个方面考量多源流理论与体卫融合政策演变的适切性。首先，基于国情考量。该理论适用于政治相对集中和执政党强大的国家，并要求政策制定过程处于开放和多元的国家治理环境^[8]。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国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日渐完善，我国的政策制定过程也呈现政府主导与民主商议相结合的特点，其中体现出的党的执政能力、政策议程的开放性和多元性与多源流理论内涵相呼应。其次，基于现有研究考量。业内诸多学者将多源流理论用于我国的体育政策变迁研究，为明晰政策演变的影响因素作出了巨大贡献。例如，从早期的学校体育政策变迁研究^[9]过渡到探析体教融合政策变迁逻辑^[10]，再发展到全民健身政策领域的应用^[11]等，理论所涉及的范畴与人群日益广泛和多元。体卫融合政策作为我国体育政策体系中的重要内容，多源流理论具有相同的适用性。最后，基于政策演变考量。我国体卫融合政策演变历经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等多个重要历史阶段，不同阶段政策议程的纳入会受到现实问题、政党意志、专家学者、人民群众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与多源流理论中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与政治源流具有相同的逻辑理路。

2 我国体卫融合政策的历史演变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以国内重大政治事件和关键政策颁布作为体育和医疗卫生关系变化的历史分期依据，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体卫融合政策的历史演变划分为以困难应急为特点的雏形初露、以按需而动为特点的外延拓展、以主动融入为特点的内涵深化和以实践下沉为特点的质量提升4个阶段（图1）。

2.1 体医配合的雏形初露阶段（1949—1994年）：困难应急

新中国成立初期，鼠疫、天花等恶性传染病大肆传播，我国人民健康饱受威胁。1955年“一五”计划拉开了体医配合的序幕，提出“大力开展卫生工作要与体育运动相互配合，以增强人民体质。”随后人们开始主动了解体育在防病治病方面的重要功能，国家也在实践方面开展了多项工作，如1978年成立了中国运动医学会，1980年上海市医学会成立了运动医学专科分会并于1983年12月召开学术会议等。这一阶段并未出现明确的政策导向，体育行业以发展竞技体育为重心，医疗卫生行业也尚未完全认可体育的重要意义，双方当时体现出的“体育服务医疗，医疗辅助体育”的特点更像是相互配合而非结合。

2.2 体医结合的外延拓展阶段（1995—2014年）：按需而动

无论是体医结合还是医体结合，均以解决各自领域的需求为根本，更侧重手段、方式和方法等外延式结合，“体”在前注重运动防护、运动风险筛查等，“医”在前意味着疾病辅助、康养照护等^[1]。1995年《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等政策的出台，为体育与医疗卫生的结合奠定了必要基础。直至2014年，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体育运动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不断凸显，运动疗法纳入基本医保范畴、药物处方与运动处方相结合^[12]等实践工作也相继开展。此阶段已经开始偏向体育和医疗结合并进，但在政策中仍未出现体医结合或医体结合等相关概念，反映出体育和医疗尚未达到内涵深化融合阶段。

2.3 体医融合的内涵深化阶段（2015—2020年）：主动融入

这一阶段，由于行业壁垒影响工作纵深推进，体育和医疗卫生两个领域尝试从理念、知识、人才等方面进行主动融入。2015年8月，《“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首次提出体医融合概念，随后国家相继出台多项政策文件明确其具体要求和行动指南。在实践层面，于2017年建立了首个体育和医疗系统整合联盟，并于2019年举办首期体医融合理论与应用培训班等^[12]。这一时期国家已经显著意识到体育和医疗卫生系统需要主动融入，充分融合专业知识与技能方法，面向全人群、全生命周期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健康治理新局面。

2.4 体卫融合的质量提升阶段（2021年至今）：实践下沉

为进一步提升国民健康水平，推动健康关口前移，充分彰显“大健康、大卫生、大体育”理念，国家对体医融合进行战略调整与深化。2021年，“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深化体卫融合。相较于体医融合，虽然仅有一字之差，但是范围更广、层次更高、程度更深，是依据当前我国发展阶段和人民健康水平所做出的更加突出主动健康的未来疾病防控新方略。之后，我国陆续出台了多部政策明确体卫融合的发展方向，相关实践也产生了不错的社会效益。如南京、常州、苏州等地累计为30万左右的中小学生提供脊柱侧弯普查、指导与治疗^[13]。体卫融合正担负着提升人民健康水平的时代重任稳步发展，并展示出巨大的发展空间。

3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体卫融合政策的演变动力

根据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从问题源流、政策源流、政治源流分别探讨我国体卫融合政策的演变动力，并探究不同时期三源流耦合促进我国体卫融合政策被提上议程的政策之窗的演变逻辑（图2）。

3.1 问题源流

问题源流促使政策决策者和政策企业家察觉和重视体卫融合有关议题，其包含传染性疾病的传播、慢性非传染性疾病恶化、医疗资源匮乏、人口老龄化严重等。不同时期的健康问题已经对国家、社会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造成了严重威胁，不同形态体卫融合政策的出现就是为了尝试通过体育与医疗卫生融合的方式提升人民健康水平、遏制问题发展态势。由此认为，政策的演变应以问题为导向，以解决某一个或某几个现实问题为抓手。

3.1.1 传染性疾病威胁，医疗资源严重匮乏

新中国成立初期，鼠疫、天花、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等传染性疾病在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程度地传播，严重危害人民的生命安全。据统计，1949年我国人均寿命仅有35岁^[14]，长江以南地区受血吸虫病等传染病威胁的人数已超1亿，约占总人口的四分之一^[15]。当时，卫生事业的发展水平不能满足疾病治疗人群的增长需求。数据显示，截至1983年我国传染病发病人数仍然在每年1 500万人左右，而我国医院的病床每千人仅有2.07张，医生更是少到每千人1.33人^[16]。更有研究显示，相关疾病所带来的医疗负担极为沉重，1978年我国医疗卫生投入100亿元，2003年增长至800亿元^[17]。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传染病人数众多，且群众看病难、住院难已成为当时甚至后续多年困扰我国国民健康的重点突出问题。由此，这一时期传染性疾病泛滥与医疗资源匮乏迫使政策决策者开始关注体育运动在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治疗疾病中的作用，并思考如何通过群众体育运动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和缓解国家繁重的医疗负担，这也是体医结合政策出现的初衷。

3.1.2 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突出，医疗负担持续加剧

改革开放后人们的生产生活质量显著提升，但高糖、高油、高盐等不健康的饮食习惯以及运动不足，导致我国高血压、糖尿病、心血管、癌症等慢病人群数量持续增长。《柳叶刀》发表的中国疾病负担研究结果显示，从2000年到2017年我国糖尿病患者数量增长50%，1990年到2017年超重和肥胖增长率达到185%，是当时增长最快的主要健康危险因素^[18]。《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年）》发布：“2019年我国慢性病死亡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8.5%，其中癌症、心脑血管、慢性呼吸疾病为主要死因，占总死亡人数的80.7%。”^[19]随着疾病谱的改变，我国医疗资源与人民健康需求的失衡态势不断扩大。据统计，2006—2015年，我国因慢性病而造成患者过早死亡的损失已超5 500亿美元^[20]，同期我国的医疗投入也增长至10 000亿^[17]。这一阶段，政策决策者们开始从关注传染性疾病转到以老年人为主要人群的慢病问题和沉重的医疗负担问题，并且意识到体育和医疗卫生的简单结合已不能满足人们的健康发展需求，二者相互融合、相互渗透才能真正提升人们的健康水平和缓解医疗负担，由此体医融合政策得以产生和发展。

3.1.3 慢病年轻化态势攀升，人口老龄化日益严重

慢病的出现常与人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当代年轻人在饮食上偏好高脂肪、高热量，在生活上久坐少动、吸烟酗酒、睡眠不足，在工作上精神压力大，都是我国慢病年轻化的重要原因。中国调查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国慢病年轻化趋势明显，2013—2018年间15~24岁、25~34岁慢病患者人数激增，增长速率分别为1.54和0.85^[21]。2019年的研究显示，中青年人群已成为糖尿病患病率增长最快的群体，40岁以下患病率5.9%，18~29岁人群糖尿病前期患病率高达20.2%，且确诊年龄越小，并发症风险越大^[22]。其次，我国社会人口老龄化持续加深，预计在“十四五”时期将进入中度老龄化社会。《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截至2020年，我国60岁以上人口占比高达18.7%^[23]。同时，新冠疫情暴露了人们在健康方面的脆弱性，尤其是老年人和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在感染新冠病毒后更容易转为重症患者。研究发现，新冠患者中约94%的至少患有一种基础疾病，且高龄群体具有最高的死亡率^[24]。可见，慢病年轻化趋势和新冠疫情冲击，迫使政策制定者再度思考如何将人们的健康关口前移，如何针对全人群更加强调以预防为主、主动健康，这也成为体卫融合政策能够顺利实施的关键。

3.2 政策源流

政策源流为体卫融合政策变迁提供丰富的备选方案，其中包括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专家学者的学术成果、利益相关者的发声等动力因素。具体来讲，代表委员具有政治制度优势，专家学者具有知识权威优势，利益相关者具有贴合实际优势，三者通过多种渠道所形成的建议体系能够快速被政策制定者知晓，从而为体卫融合政策内容的优化创造条件。由此认为，政策源流在体卫融合政策发展过程中发挥着建议传递的枢纽作用。

3.2.1 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

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会针对业内的某一问题向两会提出建议、议案和提案，并会得到相关部门回复。体医结合、体医融合、体卫融合受到社会广泛关注，诸多代表委员针对这一问题都提出了意见建议（表1）。梳理发现，从体医结合阶段纳入医保、运动指导进社区等各项基础工作，到体医融合阶段全民科学健身、复合型专业人员培养等工作推进，再到体卫融合阶段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跨学科融合等工作深化，代表委员的意见建议明显反映了体育与医疗卫生关系发展演变的历程，与体卫融合外延拓展、内涵深化与质量提升形成呼应。由此可见，代表委员丰富的意见建议为体卫融合政策的演变提供了“政策原汤”。

3.2.2 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

体育和医疗卫生领域专家学者的学术论文、研究项目、学术会议也为政策的生成丰富了“政策原汤”。首先，截至2024年10月，在中国知网以篇名检索“体医结合”“医体结合”“体医融合”“体卫融合”，总结整理出共897篇期刊论文，其中的学术观点为政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例如，从研究对象来看，体医结合和体医融合重点关注特殊群体和慢病群体，体卫融合则更加强调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疾病预防。其次，体育和医疗卫生领域的专家学者针对体医结合、体医融合、体卫融合进行过多次学术研讨，为政策演变营造了利好的协商环境。如，2014年第一届广州运动与健康国际学术研讨会、2024年体卫融合与主动健康学术大会等，不同时期的会议理念从运动与健康过渡到主动健康再转到全生命周期健康，理论创新为政策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最后，截至2023年底，多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与自然科学基金得以立项并结题，其中所表现的从体制机制、推广路径到精准供给、供需适配再到数字驱动、数字疗法等研究重心的转变，充分反映出课题紧跟时代发展步伐，利用时代创新产物夯实政策理论与实践基础。2012年黄亚茹的“‘体医结合’的全民健身模式与实证研究”、2022年汤立许的“主动健康下体卫融合运动数字疗法研究”等都是其中的代表。

3.2.3 利益相关者的话语表达

体卫融合的利益相关者是一线医护或体育工作者及受益人员等，这部分利益主体的诉求表达和实践活动具有影响和改变政策的能力，也会受到政策实现过程的影响。如，郭建军教授指出：“北京已有六家三甲医院通过将健身、武术等体育专业人员引入心血管病、糖尿病、呼吸病等临床治疗，极大增加了康复运动的趣味性和吸引力，提升了患者依从性。”^[25]再如，受益于上海体医养融合“健老”模式的群众表示：“长者运动健康之家的整体环境、检测设备、运动器材等非常适合老年人，通过体育锻炼和健康监测，身体和精神状态更好了。”^[26]江苏省体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人员也表示：“针对糖尿病患者，通过体质监测站与医院共享体质监测数据，医生不仅可以更好地了解患者身体素质以便于开药，也可以给患者出具更加个性化的运动处方，并通过科学锻炼以减少患者用药量。”^[27]可见，医院、患者、从业者均能从体卫融合中受益，处于一线工作岗位的利益主体的发声更贴近实际，且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非制度性表达渠道的缺漏，更有利于优化政策的可行性与科学性。

3.3 政治源流

政治源流相对独立于政策源流和问题源流，在政策演变过程中居于核心地位，其包括政党意识形态、公众情绪舆论、国际环境引领等，能为政策制定指明战略方向。由于我国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所以不同时期党和政府的执政理念和人民对健康的追求就成为体卫融合政策发展的核心因素。

3.3.1 党中央健康理念的接续引导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为解决人民体质健康问题，已高度重视体育的重要功能，确立了“体育运动促进卫生医疗防治”的卫生思想和“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体育工作方针。党的十六大，中国共产党首次将全民健身写进党的工作报告，表明人民的健康问题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也标志着全民健身从“增强体质”过渡到“健康促进”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新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多次强调要秉持大健康、大卫生理念，以预防为主促进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建立多主体、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全民健康新模式。2020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冠病毒侵袭全球的背景下提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这是站在全人类的角度创造的重大理论成果，为后续体卫融合政策的提出开创了理论先河。从增强体质到健康促进再到面向全人类的整体健康观，党中央的健康理念体现出我党执政理念的先进性与执政能力的高效性，为体卫融合政策在不同阶段的变迁注入了核心动能。

3.3.2 国民情绪的催化促动

国民情绪与公众舆论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政策的制定与落地，尤其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影响将进一步凸显。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天花、疟疾、血吸虫病到2003年的“非典”，再到近些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以及前几年的新冠疫情，一系列传染性疾病和慢性非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健康。虽然我国在医疗卫生领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效果仍不尽如人意。公众饱受疾病困扰，难免会产生恐慌心理和焦虑情绪，进而形成国民情绪和公众舆论，最终被政策决策者所感知。例如，在新冠疫情期间，人们通过微信、微博、公众号、抖音等网络平台关注疫情情况，并通过发布健康知识、开展线上健身直播等途径，提升人们的主动健康水平和助力疫情防控。科学运动防病治病的功效逐渐为人所认可、接受，通过体育运动提升人民健康水平、降低医疗成本也成为民生所呼、民心所向，进而成为我国体卫融合政策演变的关键推动力。

3.3.3 国际经验的示范镜鉴

体卫融合政策演变过程中，发达国家的有益做法为我国政策演变提供了诸多经验借鉴。首先，顶层设计持续推进。自1979年起，美国为提升国民体质和缓解医疗负担，每10年发布一份《健康公民计划》。同时“Exercise is medicine”于2007年被美国运动医学学会提出，极大促进了体育运动在增进国民健康与提高生活质量等方面发挥作用^[28]。法国旨在通过身体活动干预提升国民健康水平，于2019年颁布《国家体育与健康战略2019—2024》，以夯实法国体育与医疗卫生部门融合发展的根基^[29]。其次，协同机制逐步建立。美国体医融合协同机制的主体包括运动医学学会、卫生统计中心、卫生与公共服务部、体力活动指南咨询委员会和卫生研究院等，分别负责政策起草、科学研究、信息收集、人才培养、运动咨询等工作，各主体责任清晰、配合协调。英国在1990年前后建立并实施运动转介计划，该计划通过全科医生和体育专业人员的配合工作以降低健康风险人群的疾病发生概率^[30]。最后，人才认证日趋成熟。澳大利亚运动与体育科学协会负责认证运动生理学家，为慢病、损伤等患者提供身体评估和运动干预指导。英国为了推广运动转介计划配备了运动转介从业者，主要为相关疾病患者制定运动计划和为运动转介患者调整运动计划。

3.4 政策之窗开启：源流耦合推动体卫融合政策演变

根据多源流理论分析框架，不同阶段的体卫融合政策演变过程中，相互独立的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在政策窗口耦合，政策之窗开启之时体卫融合便会被提上政策议程（图3）。

第一阶段，从体医配合到体医结合。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民众健康意识薄弱，且面临鼠疫、天花、疟疾等传染性疾病的威胁。为此，党和国家大力提倡卫生工作与体育运动相结合，重点关注体育在疾病防治中的作用。理论界也高度重视，通过开展研究呼吁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上述三大源流实现耦合。该阶段，问题源流占据主导地位，牵引着政治源流与政策源流，共同推动体医配合向外延拓展的体医结合转变。但是，在该阶段并未出现相关概念，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缺少政策企业家在关键节点的倡导与推动，导致该政策未被政策决策者觉察。

第二阶段，从体医结合到体医融合。由于缺少政府顶层设计和政策文件的支持，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的结合仅停留在手段、方式层面，难以实现在理念、知识、技术等方面的内涵式融合。长期以来，体育更多地是辅助医疗卫生部门“治已病”，而忽视了“防未病”，这导致新型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对民众的健康影响愈发严重，体医结合的短板日益凸显，新问题随之产生。针对此问题，国家提出健康关口前移等以预防为主的理念，并把全民健身列为国家战略，倡导全民健身与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体医融合成为诸多专家学者与代表委员的热议话题。三大源流交汇推动着体医结合向体医融合发展，促使《纲要》首次提出体医融合，明确科学健身在健康促进、慢病预防等方面的积极作用，标志着政策开始进入内涵深化阶段。

第三阶段，从体医融合到体卫融合。我国慢病人群趋于年轻化，再伴随新冠病毒对全人群免疫系统的破坏，以预防为主的主动健康比任何时候更加重要。体医融合模式虽然取得一定成效，但是其蕴含的预防理念、人群覆盖广度仍存在明显不足，由此也产生了政策新诉求。这一时期，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理念，以及健康中国和体育强国战略，均将提升主动健康水平作为重要内容。学界和业界对此投入更多关注。三大源流耦合推动体医融合朝更加注重预防的体卫融合转变，促使“十四五”规划、《全民健身计划（2021—2025年）》和《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政策文本相继对体卫融合提出要求，明确其地位和实施路径，也标志着政策正式进入质量提升阶段。

4 多源流理论视域下我国体卫融合政策发展的现实进路

4.1 以问题源流为导向：精准聚焦现实问题，提升问题重视程度

体育和医疗卫生领域应强化问题意识，提高对重大深刻问题的判断和鉴别能力，以问题源流为导向成功引起政策决策者的关注。第一，建立评估体系，提高部门重视程度。各省市体育、卫生行政部门联合成立体卫融合政策评估小组，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确立政策目标和预期效果，根据目标确定医疗服务质量和效率、健康结果改善、医疗成本控制、社会包容性等评估指标，再利用相关工具，准确收集和分析评估指标的相关数据。另外，将评估目标、指标、方法等要素整合进一个评估框架，有助于建立评估工作流程，明确任务和时间要求，确保评估结果的可比性和可靠性。第二，及时评估，对问题进行指标化处理。建立涵盖省、市各层级的体卫融合政策评估与反馈机制，依据上述体系对各地区进行量化评估，坚持科学、高效、合法、规范原则，利用大数据、区块链、云计算等现代科技手段对政策实施过程、开展效果和阻碍因素等进行全方位筛查、存储和计算，将不同地区存在的慢病人群平均年龄、死亡人数、医疗负担等重要问题进行汇总并做指标化处理，以量化形式形成评估报告并逐级递交政策决策者，引起其对体卫融合政策问题的重视。

4.2 以政策源流为枢纽：完善建议流通机制，打造政策利益共同体

体卫融合政策涉及多学科领域的多元利益主体的合作，政策发展亦亟需拓宽建议表达渠道、扩大建议表达群体、优化建议收集机制，并以回应各方利益主体诉求为价值旨归。第一，拓宽建议表达渠道。体育、医疗卫生、信息宣传、发展改革等多部门联合开设官方网站、热线电话、社交平台等意见表达渠道，定期举办公开论坛和学术研讨会，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医务人员、公众代表等参与，就体卫融合政策的制定和完善展开观点交流和思想碰撞。另外，下沉到社区或通过线上平台组织社区会议、网络投票、意见征集等，最大程度收集公众反馈意见，为政策提供更多选择。第二，扩大建议表达群体。基于上述多种表达渠道，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应面向全人群广泛宣传体卫融合政策的制定背景、目的意义、重要内容等，增强公众对政策的认知和理解，提高参与积极性，减少政策执行过程中的阻力。另外，招募体卫融合专家智库成员，以专家学者、代表委员为主体，以不同职业人群为补充，鼓励智库成员积极建言，提升政策的科学性、民主性、公开性和透明性。第三，优化建议收集机制。政府相关部门可设立体卫融合建议收集反馈工作组，拟定建议收集周期，如每个月最后一周统计建议，并对建议进行理性辨别和科学评估，同时及时回应公众声音，反馈政策处理进程和结果，从而增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和满意度。

4.3 以政治源流为核心：做好统筹规划引领，优化政策发展环境

体卫融合政策发展应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发挥党和政府的统筹引领作用，优化政策发展环境。第一，建立部门协同机制。借鉴美国体医融合多部门协同机制，政府定期召开跨部门联席会议，建立联合工作组，明确职责分工，建设信息、数据共享平台，实现体育与医疗卫生的信息及时共享与资源高效整合。另外，组织跨部门培训交流活动，培养跨学科复合型人才；建立绩效考核机制，将体育和医疗卫生部门间合作次数、质量与效果列入考核指标，调动部门积极性以解决“体不懂医、医不懂体”的现实问题。第二，制定专项指导政策。政府出台体卫融合专项指导意见、行动计划或实施方案，为地方有关部门明确工作方向。其中，采用“试点—推广”的方式强化上下级政府的互动与衔接，通过调研、走访等形式将地方成熟经验凝练成适合全国推广的发展模式，实现体卫融合政策的全面推广与落地见效。实践中已涌现出河北省健身与健康融合示范中心、上海市医体融合运动促进健康创新中心、武汉江城健身e家等模式，均具有推广普及价值。第三，完善相关配套政策。首先，借鉴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人才认证体系，开展跨学科人才引进与人才培养的职业资格认证工作，为体检、诊疗、干预等不同环节培养具备相应知识技能的运动处方师、健康干预师和康复治疗师等专业人才。其次，地方政府合理规划土地使用政策，采取土地出让价格优惠、使用权限延长、税收优惠、专项资金等措施降低体卫融合场馆设施建设成本，助力体卫融合政策落地。最后，加大慢病干预、健身干预的专项资金投入，采用购买服务方式支持相关科研机构的科学研究、企业的建设运营，通过减免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等，提高其服务水平和扩大覆盖范围。第四，注重引导国民情绪。网络媒体的出现为国民情绪的抒发提供了适宜场域，政府应密切关注国民健康情绪和舆论，利用权威、主流媒体积极回应，大力传播体卫融合相关知识和政策内容，做到既要以情绪舆论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又要积极引导舆论风向持续向好，为政策演变营造有利的群众环境。

参考文献